随着经济各项指数有所上升，有些行业和部门开始有了沾沾自喜和懈怠之心，觉得是不是还能来个强刺激，就能够度过许多暂时的困难。
答案是，不！中国不搞强刺激！
中国不能搞强刺激
一季度宏观数据出来后，我就作出“可以乐观，更需审慎”的判断。4月的宏观数据比较中性，虽有些许涨跌，不构成对整体形势的更正性导向意见。
事实上，据估算，2008年至2015年，中国的国民总杠杆率上升了105个百分点。截至2015年底，中国实体经济部门(不含金融业)的整体杠杆率已经达到263.62%，远超过国际清算银行90%的标准。
而自2014年第二季度起，资本外流状况已持续7个季度。人民币汇率目前保持稳定，但长期而言，压力丝毫不减。
从2002年开始的五年里，中国的重工业产量激增了近三倍，已经标志着产能过剩的开始。但2008年，由于全球经济下滑，在“四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下，2009年至2014年，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平均每年增长18.8%。工业领域产能过剩的问题影响波及行业甚广，而其间造成的资产泡沫，从翻着跟斗的房价，或可看出端倪。
高企的杠杆和臃肿的产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会造成长远损害，这一点已有共识。
搞“强刺激”，会加剧杠杆率，形成资产泡沫，也会使人民币承受巨大贬值压力，从而引发系统性危机的可能。中国深谙其理。
中国不会搞强刺激
基本面的确还稳定，但说危机四伏不存在，那是掩耳盗铃。这是当前特殊的国际环境造成的偶然，也是我们自身发展到了这个阶段的必然。
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可说是特别复杂的形势下，过去单单看几个数据的分析方式可能需要有所转变，需要更加整体的看数据及数据间的逻辑联系。
从净资产收益率(ROE)看来，恐怕不应特别乐观。中国上市企业的ROE从去年三季度的10.1%降到今年一季度的9.1%，明显下行。而且由于其中三分之一的利润贡献是四大国有银行给出的，而四大行的盈利方式等还是有一定特殊性，因此，剔除四大行，会发现，其余企业的ROE其实只有6.5%。而2015年世界500强平均ROE为11.01%，美国进入500强企业的ROE为15%，中国进入500强企业的ROE为11.13%。
企业如此，所谓“见底回升”之类说法，还嫌脆弱。
而中国进行供给侧改革的意图非常明显，是要给企业松绑的基础上，进行对企业活力的释放，动力的加强。对于大水漫灌，却难以流到实体经济的“强刺激”作法，显然不适应市场转型所需，所以我们不会搞。
中国不必搞强刺激
经济发展有周期性，产能出清时难免会导致经济的相对收缩，此时，可进行适度逆周期调节。但因而用“强刺激”，就难免造成政策代价过大，甚至成本超过收益的结果。不仅如此，出来负债，一定要还的。当危机再次来临，就不得不用更强烈的货币政策进行救赎。饮鸩止渴导致山穷水尽，又不得不继续饮鸩止渴。
而我们也确实还有“窗口期”，不必将这种“强刺激”作为唯一和最后手段。
一是政策还有余地。国家经济体量越大，政策弹性就越小，许多国家如欧洲、日本等货币政策已几乎到了用无可用的地步，而一季度证明我国政策尚有一定余地。
二是民营和新兴经济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民营为5.7%，国有企业为22%。而虽然A股中中小板和创业板只占10%的利润，增速却在这两个季度达到18.8%，25.5%。
三是外贸结构在变化升级。贸易是国家实体经济的一个窗口现象。当前外贸依然承压，但占全球份额在提高，而且商品、交易对象等结构也在变化。太阳能等新兴产业产品、一带一路伙伴所占份额在上升。
恶性的通胀和通缩暂时应该还不会到来。我们的改革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我们不必搞“强刺激”。
新刺激预示新经济
环顾世界，从来没有哪一种哀鸿遍野是偶然，从来没有哪一种乱象丛生是偶然，除非你选择视而不见。
还好，我们看得很清楚。
2014年，中国提出“新常态”，意味着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这是一个标志。
一是对增长目标的新调整。目标从来是最基本的刺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论是发展速度还是发展方式的边际效应，都在不断下降。新时期需要新目标，增长速度适度下调，不仅是基于现实、也是合乎经济理论和规律的明智选择。
二是对增长内容的新定位。新机制鼓励转型升级和新发展方式。居民生活愈加富裕，市场层次愈加丰富，中国的国际地位愈加重要，使国家产业和行业更需要向高新方向发展，才能同时满足国内需求和国际竞争。
三是对稳增长含义的新定义。治理能力新思路是保障。过去的“稳”往往注重静态稳定，当前新经济中将稳定与市场的动态平衡有效结合，注重激发企业和个体的内生动力，同时着重加强市场监管和治理能力，创新意识和风险控制并行不悖。
巧刺激带来新动能
政策的运用，往往是双刃剑。我们一方面不能过于依赖政策刺激带给我们的甜头，因为它终将在边际效用中渐渐褪去，另一方面，却要更明白，政策带来的宽松环境，正是为了有更为宽阔的空间实施改革。政策刺激创造的，是一个机会期，这个机会期，既有时间也有效益限制，我们要好好把握。
一是货币政策巧发力。在全球面临通缩，国内经济处在痛苦调整期的时候，货币可略微宽松。我们既不要杀鸡取卵，也不能讳疾忌医。只是，货币政策需要有时间上、也要有度的精确性，使数量和时机有机结合，保证人民币及中国金融市场的系统性稳定，为整体稳定奠定基础。
二是财政政策巧配合。对企业的减税减负，给了企业轻装上阵的基础。对企业融资进行定向化政策指引，使资金的利用率和利用效率都大幅提高，使有前景有要求的企业能够在转型升级的空隙中获得成长的机会。
三是各项政策巧衔接。人是对经济改革的强力支撑，相应的简政放权、户籍改革等既是为了社会民生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也同时为经济发展贡献了动力之源。
深刺激给出新希望
经济需要刺激吗？需要。
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市场格局已经悄然改变。我们在三十年里完成的是大开大合大吉利是，那么就肯定在此期间积累了大量冗余大量纠结大量扭曲，因此注定要在三十年后大破大立，解决了这些扭曲，才能宏图大展。
经济需要的是深层次的真刺激，这才能给出新希望。
全社会必须有这个共识，答案就在于改革，深化改革，深入骨髓的改革。别无他法。
通胀和通缩看起来相悖而行，其实殊途同归，在许多国家，都是“货币很丰满，CPI很骨感”“增一分则胀，减一分则缩”。当今中国也同样需要警惕这种两难困境，外有疲弱不堪的国际经济形势，内有庞大身躯的负重转身，货币政策不能长时间大剂量使用，配套财税等政策是否能够跟上，才是经济“反弹”是否能够有足够内生动力和续航能力的关键。
换言之，货币政策会创造出一些空间，目的是让配套政策还有发挥，最终是让结构性改革得以完成。
只有效率得到提高，效益才会有提高，需求才会更好的实现。
只有充分理解，我们自己就是那个供给侧，就是那个需要还旧债、抹掉虚荣心、学习新技能(去产能、去杠杆、补短板)的供给侧，就是那个需要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的供给侧，我们和“刺激”，才能够继续互动，其乐融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唯一重点
当通缩还是通胀成为如今悬在各经济体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强刺激下的灵光乍现已经消耗殆尽，而全球经济离真正曙光还有一段艰难的路。
而中国的“新常态”，就是在对这种状况有了根本性理解的状况下，下了壮士断腕的决心，而作出的方向性、战略性的深刻调整。
经济发生问题的核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就是实体经济的建设、稳固、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就是从供给侧出发，提高政策的效率和效益，建立合理的结构框架，最终在需求端形成良好互动。
这就是供给侧需求端两发力，最终完成结构转型的真意。
我们不搞强刺激，不过这一段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之路，全世界为之瞩目，我们都要乐在其中也会痛在其中，痛并快乐着，一定会很刺激。（作者万喆是BB电子集团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