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报告为什么在汉口特别会议上能被与会大多数同志及共产国际的代表所接受？

这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指导失误密切相关。

大革命的前期和中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作过一系列决议和指示。就目前能见到的而言，均未提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的理论。相反，他们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中国的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提出，“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1924年6月25日，鲍罗廷与谢持、张继谈话时说：“第三国际认定中国革命只能用国民党党纲，不能用他种主义。”“中国国民党宗旨最适用，中国尚可以用一百年”。当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共代表团不同意宣言中的某些条文时，鲍罗廷转达了莫斯科的决定：“国民党作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体现，必须取得政权。”斯大林强调不能越过“中国革命的国民党阶段”。布哈林也明确地说：中国革命开始时，在某一个阶段，资产阶级是领导力量，这是事实。这个阶段在中国由于社会力量的特殊组合和帝国主义的特殊作用而长得多。类似的言论还可以列举很多。在此思想指导下，共产国际当然不可能对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及其规律有正确的认识。他们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就是这种错误理论的必然产物。虽然共产国际也曾多次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力争在民主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但这种领导权有两个缺陷：第一，它是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相脱离的所谓政治领导权，即是以共产党正确的纲领、路线、政策去影响国民党，使之更好地进行国民革命；第二，这种领导权要通过国民党来实现，即共产党能否实现领导作用，决定于国民党的态度，受国民党的制约。两个缺陷本质是一个，用鲍罗廷的形象语言说，现在是共产党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候。共产国际用这一理论指导中国革命，革命的结果将不可能是非资本主义前途的。

共产国际指导思想的失误，对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中共二大的宣言中可以看出“二次革命论”的端倪，中共三大宣言则更明确地说：“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须知，此时的国民党还是国共合作前的国民党，说它处于国民革命的领袖地位，其实就是承认资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袖。陈独秀1923年撰写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的两篇文章，明显地打上了共产国际思想的烙印。这期间，中共对国民党的三次大退让，共产国际代表不能辞其咎。陈独秀一再反对共产党包办国民党的工作，放弃掌握政权和发展武装，从根本上说就是这种指导思想的反映。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除了他自己思想认识上的原因而外，共产国际理论指导的失误亦是重要原因。就中共全党的认识水平而言，除毛泽东、邓中夏等极少数同志曾对“二次革命论”表示疑义，并初步论述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外，多数同志还在共产国际错误思想的束缚之中。